文 / 周 峰
《诗经·小雅》中有“周道如砥，其直如矢”的诗句，描述周王朝从镐京至洛阳间所修筑的一条宽广而平坦的大道。其实，当时在王都与诸侯国之间，已建成了通达四方的陆路交通网，而且在这些交通要道上，每隔一段距离都有置邮和传舍，作为国家政治、军事传递信息之用。
秦统一中国后，筑路技术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发展便成为承载信息传递的重中之重。以咸阳为中心的9条驰道和直道，为北赴上郡、东出函谷、南越秦岭、西至九原提供了极大便利，国家运转过程中所需的大量信息，正是通过这样一个系统来完成文牒敕令的上传下达。邮驿也在此时进入快速发展期。作为一个系统的机构，它具体划分为五里设一邮，十里设一亭，三十里设一驿或传，“驿”和“传”同级别，不同的是“传”用车，“驿”用马。彼时，谁又能想到汉王朝的创立者刘邦，起初也只是秦帝国一个没有级别的泗水亭长。
汉代，除了邮路沿线，长安城内也建有相应的驿站，各驿站内备有驿马、粮草，最初只是方便信吏邮卒，为骑马传递提供有力的后勤保障，后来又逐渐变成迎送过往官员并提供食宿的场所。信驿使在驿路上策马疾驰，每日可行三四百里，对于公文信件或边防军情等紧急文书，可根据轻重缓急进行快马急传，若因投递转送失误而未按限制日期到达，则会受到律法的惩处。
整个两汉时期，国家对邮传制度的施行比起前朝更加规范化。在中央部一级的机构中，太尉府有法曹主管邮驿规章制度的制订实施，卫尉属下的公车司马令负责转呈征召来的民间奏疏，大鸿胪除邦交事务亦兼管邮使接待，少府里的尚书令和符节令则负责政府公文、符节的分发管理。当时为提高效率实行了邮、驿分流，步行为“邮”，骑马为“驿”，“驿置”也就成为了专门的管理机构，为人员往来、赋税贡品、国防物资等转运事宜提供相应的配套服务。
至唐时，道路已有等次区别，沟通东西二都和太原的为大路驿，往荆南为次路驿，全国有1639个驿站，分为陆路、水路、水陆相兼三种，驿务人员由兵部下属的驾部郎中管辖，节度使下设馆驿巡官，各县由县令兼管驿事。岑参曾在诗中用“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将驿骑比作流星，印证了当时驿马传递的速度已达到很高水平。后来作为馆驿使的柳宗元更以“凡万国之会，四夷之来，天下之道涂毕出于邦畿之内……以至于王都”的文章，将长安周边的7条官道及相应的47个馆驿记载下来。
正因为驿传事业在盛唐的空前发展，才有了“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样穿州过府、拼命接力的悲惨闹剧。然而，驿传荔枝这种劳民伤财的弊事和王朝盛衰并没有直接关联，不过是那数不清的借古抒怀诗，借此活动讽喻奢靡不堪，并在以后的年月里扩散影响。
据史书记载，南越王赵佗归顺刘邦后，将岭南特产干荔枝通过驿马日夜兼程贡至长安。汉武帝为吃到新鲜荔枝，命人在上林苑修建世界上最早的温室大棚——扶荔宫，以移植培育岭南荔枝，最终由于水土原因未成活。东汉光武帝更以荔枝招待匈奴使者来彰显国威。三国时谢承著作中亦有“旧献龙眼、荔枝及生鲜，献之，驿马昼夜传送”的记载，曾担任吴郡督邮的他，其可信度是非常高的。明万历年间陕西出土的《汉合阳令曹全碑》（碑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便是以他的著作来对比考证的，鲁迅先生也曾辑校过此书的佚本。
作为唐代最重要的入蜀通道，荔枝道及其广设的那些驿站并没有因为明皇与贵妃的凄惨结局而衰落中断，反而在明清时臻于鼎盛，成为商贩必经的茶道和盐道，沟通着川陕贸易，也为中原与巴蜀、荆楚民间文化的融合做出了独有的贡献。
今天，那些承载了数千年交通运转的古道和驿站，已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它们所成就的文明却依然在你我眼前。
 （作者供职于华阴公路管理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