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郭少言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沿海港口相继沦陷，铁路干线多处中断，半壁江山沦于敌手，全国的形势急剧变化，西南、西北成了抗日的后方基地，华北、华东等地的许多机关、学校、工厂相继迁入。此时，身处内陆的陕西，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初步成形的交通网络，骤然成为支撑全国抗战的战略大后方。川陕、西兰两大公路干线在陕境交汇，陕西的战略地位愈显重要。特殊时期的公路运输由民用转为以国际运输和军事运输为主，一切为了抗日，全部汽车实行了军事统制。这一时期的陕西人员和物资运输十分繁忙，公路运输不仅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更关系着战争的胜败。公路大规模修筑，汽车大量增加，陕西公路运输出现了一个大的发展时期。
路网初建 战火中铺就国家命脉
战前陕西公路只有18条，总长度约2885.7公里，且大都只通省内，多以西安为中心辐射周边，标准低、里程短。全面抗战爆发后，为打通西北与西南、连接前线与大后方，陕西紧急扩建和新建多条公路干线，修通了汉中至白河、宝鸡至平凉等8条公路。1939年至1941年这一阶段新通的公路加上战前原有公路，基本形成了省际公路交通网，它将陕西与甘肃、河南、湖北、四川等省连接起来，并直达第五、六战区。这对于打通西北国际通道，运送军需民用物资，支持抗战，以及促进省际经济交往发挥了重要作用。
川陕公路，连接西安与成都，成为西南与西北唯一的陆路通道。其中的宝鸡至汉中段，翻越秦岭山区，于1936年5月通车，在故宫文物南迁等特殊运输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公路多沿古道修建，工程艰巨。宝汉公路总工程师赵祖康曾在回忆中写道：“除南北两端十五公里为平野，余皆在秦岭山脉中曲折盘旋，极为险阻。”没有机械，全靠民工一镐一镐凿出；没有水泥，就用石碾压实路基。正是这些看似简陋的公路，在战时承载了难以想象的重量。
西兰公路，自西安至兰州。1934年，国家拨款改建西兰公路，抗战时期成为接收苏联援华物资的“西北国际生命线”。1942年滇缅公路中断后，西北国际交通线成为唯一的陆路外援通道。苏联援华物资经新疆、甘肃，由西兰公路运抵陕西，再分发各战区。
汉白公路与老白公路。1933年，蒋介石电令陕西省政府修建西安至湖北老河口公路。1939年2月，汉中至白河段全线开通，7月运营。1939年9月，安康至白河段开始运营。该线西接川陕路和宝成铁路，东连老白公路，为沟通陕鄂豫及第五战区军品补给之要道。
陕南公路在战时承担了繁重的军事运输任务，主要是兵员、辎重、弹药、粮秣等。如1939年7月，汉中至安康段军运，一次就调车近100辆。
陕北公路。1934年，陕西开始修筑西安至榆林、榆林至吴堡、榆林至宁夏等公路。1936年，榆林至绥德公路通车。
陕甘宁边区地域偏僻，沟壑纵横，交通极为闭塞。边区政府成立后，将道路修建列为边区建设的重要工作。道路建设就地取材，因陋就简，建成了各种道路，标准低，设施欠完备，经常整修养护的任务非常大。1937年到1940年，恢复、修通了区内原有公路，新建了少量可通汽车的短途大车道；1938年，修通咸榆公路延安至延川段，咸榆公路全线贯通；1941年到1942年，以修大车道干线为主，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为完成二千里大车路给各县的指示信》等号召，动员群众大力发展边区交通；1943年到1947年，重点整修主要驮运道，继续发展大车道。
陕北公路是抗战时期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命脉。它巩固了陕甘宁边区的地位，支撑了敌后抗战的坚持与发展，为最终胜利作出了贡献。这一历史经验凸显了基础设施建设在国家生存与发展中的战略价值。
运力困境 战时应对与民间智慧
路修通了，车从何来？1937年，陕西全省汽车仅169辆，且多靠进口。配件短缺、燃油匮乏、敌机轰炸，使得运力极度紧张。为应对这一局面，1937年8月，陕西成立“全省汽车总队部”，对军、公、商车辆实行军事统制，统一调度，凭证行驶，公路沿线也都设立了管制站等机构进行监督和检查。商车被编入征车队，如“宝鸡抗日征车队”在无津贴、无运费的情况下，这些民间车辆默默承担起军运重任。战争结束后军事统制始告解除。
川陕、西兰两条国道是沟通西南、西北国际运输的枢纽路线，因此，西北公路局在陕配备的车辆较多，约占全局总运力的半数。西兰公路作为国际通道，国际运输主要是苏联援华的军用物资，大部分是枪炮、弹药、医药、汽车等。物资由新疆入境，先由甘肃接运，陕西的长武也是交接地点之一。为保密统称“羊毛运输”，装载物资的汽车称“羊毛车”。每批物资到境，车货同时交接。1938年1月，物资陆续入境，原定经西兰路运陕，再交火车转运至前方。8月，陕境铁路中断，改道入川。11月，西北公路局抽调汽车300辆，按军事编制组成运输总队，专门担任这一运输任务。陕西绝大部分车辆投入运输。至次年底共转运14批，车次数千。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援物资减少，但我国外运的钨砂、羊毛、猪鬃、茶叶等仍未中断，回程仍运输军用物资。
1938年，苏联的援华物资及汽车“羊毛车”陆续进口，陕西线区车辆猛增到272辆。西兰、凤汉、凤宁线的车辆也分别增加到197辆和25辆。至1940年底，陕西线区车辆数达到599辆。
1940年10月，日英签约封闭了滇缅公路，我国西南的国际交通运输线路中断。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依靠进口的汽车及其配件、燃料的来源几乎断绝，汽车运输遇到了很大困难。困难时期逼出了民间智慧。陕西一方面动员组织了民间的一切运输工具，举办了驿站运输，以弥补汽车运力的不足；另一方面还推广了代燃汽车，特别是木炭代油炉汽车、酒精代燃汽车，克服困难，渡过难关。1939年起，曾将一部分苏制汽油车改为木炭车，在川陕、汉白线上担任客货运输。
在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交通运输中，陕西的公路运输有了较大的发展，到战争结束时，营业汽车和汽车的营运里程都比战前增长了一倍以上，为抗日战争作出了较大贡献。
文化长征 精神不屈 文脉永存
陕西，不仅是军队调遣、物资转运的枢纽，更是文化火种延续的生命线。
1938年2月，一场文化的长征在陕西公路上悄然进行，故宫国宝从宝鸡出发，经宝汉公路迁往汉中。西北公路局陕西线区先后派车300余车次，历时50余天，始告完成。在严寒中，车队分28批，翻越秦岭，无一箱损毁。若无川陕公路，国之瑰宝命运难测。
高校西迁的师生同样依赖翻越秦岭的生命线。北平、天津等战区多所院校南迁汉中，在古路坝成立“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师生在煤油灯下彻夜苦读，“古路坝灯火”成为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不灭的象征。
成吉思汗陵是蒙古族文化与精神的象征，日寇妄想携成陵以号令蒙古地区。为避免成吉思汗灵柩的浩劫，国民政府决定迁灵甘肃。七百多年未动的成吉思汗灵柩启动迁灵，由西北公路局派车数百辆，陕西线区派车近百辆参加移灵运输。自1939年5月15日起，经榆林、延安、咸阳、平凉等地至甘肃的榆中县，历时半年，沿途县镇军政机关及群众均进行了迎送仪式。同年6月，当灵柩车队途经延安时，中共中央和延安各界举行了盛大祭典，并派员护送灵柩至洛川。
八十多年过去了，硝烟散尽，山河焕新。当年的公路早已多次改扩建，天堑变通途。高速公路、高铁、航空网络取代了当年的大车道和骡马小道，但那段历史从未被遗忘。抗战时期的陕西交通，以其原始的运力、坚韧的民力、非凡的智慧，支撑起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尊严。在抗战胜利八十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致敬所有为民族生存而筑路、护路、行路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