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河天险之畔，陕西军民以生命和意志铸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钢铁防线，阻挡了日军西进。从榆林以北的河防要塞到延安窑洞中的战略部署，再到潼关的炮火连天，黄河见证了这场震撼人心的家园保卫战。
殷博：走访河防线
8月初，我带着家人沿着黄河西岸一路北上，从渭南到延安，再到榆林。河风裹挟着黄土的气息，拂过岸边的崖壁与滩涂，也吹散了八十余载的烽烟。这场以旅游开始的行走，渐渐变成一场与历史的对话——在博物馆的展柜前，在纪念碑的斑驳字迹间，在老人布满皱纹的讲述里，那段陕西军民保卫黄河、阻敌西进的岁月，愈发清晰。
渭南河防线上的“土炮阵”。 第一站是渭南合阳县的黄河魂景区，这里曾是抗战时期的前沿阵地。在景区纪念馆里，一张泛黄的照片吸引了我：数十门黑黝黝的土炮架在黄河岸边的崖头上，炮口直指对岸的山西。
“这些可不是摆设”，纪念馆的讲解员老周是本地人，祖辈曾参与河防。他指着照片说，1938年日军占领山西后，多次试图强渡黄河进攻陕西，渭南段是其重点目标。当时正规军兵力有限，百姓就自发组织起来，用祖传的土炮、抬枪甚至石碾子，配合守军构筑防线。“我爷爷说过，那时候炮膛里填的是铁砂、铅弹，甚至还有烧红的铁块。”老周指着窗外的黄河，“日军的汽艇一靠近，土炮就咚咚地响，岸边的人喊着号子推石碾子往下滚，硬是把敌人挡在了河对岸。”
在韩城芝川的八路军东渡黄河纪念碑旁，我遇到了89岁的王大爷，他儿时曾见过八路军战士在此集结。“那会儿兵荒马乱，但没人怕。男人们修工事、抬担架，妇女们纳鞋底、送干粮，连娃娃都知道要给守军送水。”老人的手抚过纪念碑上的名字，眼里泛起泪光。
延安窑洞里的“河防地图”。北上至延安，宝塔山下的革命纪念馆里，一幅巨大的黄河河防图占据了整整一面墙。图上密密麻麻标注着碉堡、战壕和兵力部署，红色箭头清晰地显示着日军进攻路线与我军的防御方向。
“延安是日军的眼中钉，他们多次想突破黄河防线，威胁陕甘宁边区。”纪念馆的研究员小李告诉我，1939年至1942年间，日军对延安方向发动了十余次大规模进攻，都被八路军河防部队与地方武装击退。
在延川县的凉水岸村，我找到了曾参与河防的老战士张德胜的后人。张大爷的儿子拿出父亲留下的一本日记，泛黄的纸页上记着：“1941年秋，敌寇犯凉水岸，我军依托山崖设伏，待敌半渡而击之，毙敌数十，河水皆赤……”日记里还夹着一张黑白照片，一群穿着军装的战士坐在窑洞前，身后是“保卫黄河，保卫延安”的标语。
“父亲说，那时候条件苦，子弹少，就靠夜袭、埋地雷。百姓把家里的门板卸下来给战士们当掩体，把仅有的口粮省下来送前线。”张大爷的儿子摩挲着照片，“他总说，不是我们能打，是黄河两岸的人一条心，日本人过不来。”
榆林沙漠边缘的“血肉墙”。最后一站是榆林府谷县，这里地处黄河入陕的起点，北接内蒙古，是阻止敌人从晋陕蒙交界西进的要冲。在府谷的黄河古堡石城前，当地文史专家高老师指着崖壁上的弹痕说：“1940年日军从山西河曲方向进攻府谷，想从这里打开缺口，进而威胁榆林。”他告诉我，当时守军兵力不足，当地蒙汉群众组成了“骑兵游击队”，在沙漠与黄河之间袭扰日军。“他们熟悉地形，骑着马在沙丘间穿梭，白天打游击，晚上摸敌营，把日军拖得疲惫不堪。”高老师指着远处的长城烽燧，“古堡里的百姓还自发组织了瞭望队，发现日军动向就点燃烽火，十里传十里，消息比电报还快。”在榆林市的抗日烈士陵园，我看到一块特殊的墓碑，上面刻着“蒙汉抗日联军烈士之墓”。守墓人说，当年有不少蒙古族同胞加入抗日队伍，与汉族军民并肩作战，用血肉之躯在黄河与沙漠之间筑起了一道防线。
站在府谷的黄河岸边，夕阳将河水染成金红色。河风掠过耳畔，仿佛还能听到当年的枪炮声、呐喊声。从渭南的土炮阵到延安的窑洞防线，再到榆林的沙漠游击战，陕西军民以黄河为盾，用勇气与智慧守护着家园。
回程路上，河水流淌依旧，岸边的新绿随风摇曳。那些博物馆里的文物、纪念碑上的名字、老人口中的故事，都在诉说着一个真理：任何侵略者都无法逾越这道民众用信念筑起的长城。
 （作者供职于富平收费站）  
郭树塬：守护潼关门户要道
时间会赋予城市长度，而历史会堆砌它的厚度。当战火的潮涌逐渐退下，我们可以从一个个遗迹的细节，读出它曾历经的人间沧桑。
站在潼关老县城遗址秦东镇的东山之巅，每隔30米就能看见一座堡垒，堡垒的墙体厚0.8米，皆是水泥砌成。堡垒里的德制榴弹炮，黄河岸边的密布铁丝网，曾是封锁对岸的武器，对峙着日军在风陵渡摆开的炮火阵地。
战争来临，潼关老城严阵以待。1938年3月7日，日军占领风陵渡后，首轮炮击直指潼关车站，陇海铁路瞬间陷入火海：钢轨断裂、枕木焚毁，12台机车与34节车厢顷刻化为焦铁，黄河天堑成为前线。
抵抗侵略，守护潼关老城的“门户要道”。打开潼关老城的抗战历史，我读到坚韧与不屈：1938年3月9日，日军的炮火轰鸣，企图在朝邑打开战争的缺口。幸得我方火力覆盖，守军严防死守，没有给日军留下丝毫逞凶的机会。弹痕累累的丰图义仓照壁，是日军炮击罪行的铁证。朝邑镇黄河崖畔的八边形碉堡群，也傲然诉说着捍卫门户要道的丰功伟绩。游走此地，阅览此景，如何能不升起敬畏之情！
保护民众，后方开辟出“转运要道”。一条交通要道，连接的不只是军事能量，还有掌管生计的海量资源。1940年铁路中断后，军民沿南麓挖掘14.6公里露天交通沟，连接散兵坑与后方。此沟转运伤员逾万人，但主要物资依赖骡马队经驿道输送。妇女在此熬煮草药、儿童借此传递情报，“炮击坐标”“药品短缺”的消息在这条道路上火急火燎地传递着。
勠力同心，军民直面“生死要道”。循着历史的踪迹，我们来到了1942年，这时的潼关抗战又持续升级。为突破日军对灵宝段铁路的封锁，军民发明了“闯关车”。“火车白天不敢开，夜里熄灯跑。”当地人回忆，为突破日军封锁，军民将枕木垒成高墙遮蔽炮火，火车先鸣笛诱敌开炮，军民藏身涵洞，等敌军火力覆盖的间隙，趁机全速冲刺。霎时间，火光骤亮，枪林弹雨倾泻而下。曾有百余名司机与司炉工牺牲于此。养路工冒死抢修轨道，也曾一次殉职30余人。这条通道，是军队重要的通道，也是群众“运盐换小米”的生命要道。
值守岗位容易，捍卫道路何其艰难？潼关八年烽火，以“三防体系”锁死天堑，用14.6公里交通沟贯通血脉，借“闯关车”勇破封锁，终成“东方马奇诺”的神话。 （作者供职于富平收费站）  
王少杰：渭南抗战记忆
我的家乡渭南，在抗战中扼守黄河天险，境内的交通线，尤其是黄河渡口与潼关要塞，成为这场民族存亡之战的关键节点。
在渭南韩城的芝川镇，黄河浩荡东流。1937年9月，这座看似寻常的渡口，骤然成为改写民族命运的战略咽喉。八路军三大主力师，正是从这里东渡黄河，深入敌后。如今，高高矗立的“八路军东渡黄河出师抗日纪念碑”，三块主碑象征三个主力师，基座浮雕诉说着渡河的艰险与八年浴血奋战。党徽昭示着核心力量；横碑上安放的八角军帽，寄托着对英魂的无尽追思。
芝川渡口是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的战略通道，连接着陕西大后方与山西前线。面对暴涨的黄河，水深流急、浅滩旋涡密布，渡河是巨大的挑战。朱德老总亲自部署，将指挥权郑重交予经验丰富的船工队长，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体现了战时交通组织的铁律。
船工是这条水上交通线的脊梁。他们稳舵摇橹，艄公立于船楼，目光如炬紧盯水情风浪，一声声号子穿透涛声。在惊涛骇浪中，他们将一船船子弟兵安全送抵东岸。这不仅是摆渡，更是军民同心、共赴国难的壮歌。部队按规定支付船资、尊重船工的情谊，让船工由衷感慨：“自古以来，就没见过这么好的军队！”军民携手确保这条战略通道的畅通。这条由军民血肉守护的黄河交通线，为敌后战场的开辟奠定了基石。
如果说芝川渡口是主动出击的水上生命线，那么百余公里外的潼关，则是屏障大西北、阻敌西进的陆路铁闸门。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日军兵临晋南风陵渡，与潼关隔河对峙，惨烈的潼关保卫战就此打响。
国民党守军依托黄河天险和坚固工事，构筑了立体防御体系。战斗最激烈时，潼关城硝烟蔽日，炮声震耳欲聋。守军不仅在南岸轮换固守，更主动运用交通手段打击敌人。组织精干力量开展渡河袭扰作战，例如一次战斗中340余名官兵渡河，与装备坦克、机枪的优势日军激战，予敌重创。利用炮兵火力，持续炮击日军在东岸的据点、观测台（1938年3月22日成功摧毁日军炮兵观测台及大炮）和渡河点，有效迟滞其进攻。
战争不仅是前线将士的拼杀，更是整个民族的抗争。在潼关后方，尘土飞扬的土路上，奔忙着另一支运输队——那是我的潼关乡亲们！他们深知前线物资的紧要，冒着日军隔河炮击的危险，驾着自家的马车、推着独轮车，甚至肩挑背扛，在颠簸的土路上艰难前行。沉重的弹药箱、成袋的军粮、御寒的棉衣被服，就这样依靠最原始的交通工具和乡亲们的血肉之躯，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守军阵地。车轮滚滚，马蹄声声，与黄河的咆哮、前线的炮火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悲壮的支前画卷。这些土路上的车辙，是民心铺就的抗战交通线。
日军为夺取潼关，对黄河南岸实施了疯狂炮击。据统计，八年全面抗战期间，日军向潼关城乡发射炮弹超过1.76万发！房屋十之七八被毁，群众死伤枕藉，财物损失惨重。然而，在军队的顽强抵抗和千千万万民众的支援下，这座关隘始终屹立不倒，成为日军无法逾越的“东方马其诺防线”，牢牢扼守着这条战略交通命脉，粉碎其西进的图谋。
行走在今日的渭南大地，高速公路如织，桥梁飞架天堑。今日的坦途，是无数先烈和民众用牺牲与汗水共同铺就。
 （作者供职于西渭分公司高塘收费站）  
韩敏:神木贺家川烈士纪念塔
参观了神木市贺家川镇彩林村的抗战烈士纪念塔后，我从山下的黄土路里，瞥见了这片土地背后的红色脉络。
纪念塔矗立在村北山顶，通高15米，石砌的塔身已风化斑驳。1945年7月7日，晋绥边区民众为纪念抗战中牺牲的烈士集资修建此塔。塔身铭刻着贺龙、关向应的题词“功载国史”“正气长存”“前仆后继，功在国家”的文字。塔基的碑文记载着1940年的悲壮：日军大举侵犯晋西北，黄河东岸失守，八路军120师后勤机关西渡黄河，驻扎彩林村。村民倾尽家产支援抗战，许多人献出生命，长眠于此。
石塔无言，却立下了一块血色丰碑，诉说着先烈未竟的道路。1982年，因受洪水威胁，纪念塔从黄河岸边迁至山顶。搬迁时，村民协助搬运石块，如同当年护送伤员般小心翼翼。烈士墓碑沉默矗立，其中许多属于无名战士，塔周有87座无名烈士墓，他们从山西前线被抬过黄河，终因伤重不治。
在塔旁的展馆里，一幅作战图揭开往事。1938年3月13日，日军强攻神府河防，八路军警备六团兵行险招，在黄河天险上强势出击。“半渡而击”的战术出其不意，首战告捷。待日军渡河至中途，两岸火力交织猛攻，同时晋西北部队突袭敌后，歼敌数百。“这战术是拿命换来的！”老村民回忆道：“担架队日夜往返黄河，伤员从山西送过来，血浸透草席。我娘给战士补衣，干粮就塞进他们怀里……”
八路军的医护人员就在窑洞里做手术。油灯亮到天亮，战火轰鸣不绝，作为黄河水运枢纽的彩林村成为要地。船只运送伤员、弹药、粮草，村民在航道布设水雷，用铁索拦截敌船。
1939年至1942年，日军发动70余次进攻，均被“半渡而击”配合敌后游击的战术粉碎。黄河成为日寇始终无法逾越的钢铁闸门。这道闸门的背后，是八路军奋战过的公路。其中沿黄公路恰穿过当年八路军转移的路线。如今，昔日的羊肠小道已变为双向四车道的坦途，隧道贯通峭壁，大桥飞跨沟壑。
道路无话，却承载起一段动人故事。军渡遗址旁，昔年八路军伏击日军的山坳，如今立着“物流中转站”的标牌；贺家川镇卫生院前身是八路军120师后方医院，曾收治大量的伤员，据说白求恩大夫曾停留在这里做医疗指导；路边“抗战粮道”指示牌下，老船工的后人开起了店铺，诉说着祖辈撑船送粮的故事。
在神府红军纪念馆，老人指着玻璃柜里生锈的土枪，颤巍巍道：“神府河防就在彩林村旁边，神府是前线，彩林村是后方。前线后方，这一路要紧得很，大家都去给红军战士送物资。”
夕阳西下，纪念塔的剪影投向蜿蜒的公路。我整理上衣，向塔的方向敬礼。这条路承载的不仅是车轮，更是一个民族从血火走向复兴的浩荡征程。 （作者供职于富平收费站）  
黄少飞：黄河天堑 血肉堤防
溯河而上，榆林黄河岸边曾遍布抗敌烽火。日军铁蹄逼近府谷、神木等地，企图由此突破西进的门户。中国军队和当地百姓同心协力，凭借险峻的河岸和星罗棋布的碉堡，将敌人一次次击退于波涛之外。榆林抗战纪念馆内，锈迹斑斑的武器、残破的军装和褪色的照片，无声地诉说着血与火的抵抗。河畔的村口，一位耄耋老人目光深邃，缓缓回忆道：“鬼子在河对岸开炮，震得窑洞土石俱下。咱们榆林的兵和百姓都十分坚强！年轻人夜里划着羊皮筏子运送粮食和弹药，黑灯瞎火，河水湍急，但无人畏惧！”黄河的怒涛曾经融入无数勇士与风浪搏击的呐喊。
延安，抗战的神经中枢，虽未直面战火，却以其深邃的思想和坚定的意志，是支撑起整个黄河防线的脊柱。在凤凰山脚、延水之滨，“到敌人后方去”的号令发出。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们毅然决然奔赴前线；南泥湾的军民自力更生，将荒芜之地变为良田，为持久抗战提供了坚韧的力量。延安革命纪念馆内，那些泛黄的文件、简陋的纺车、印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口号的粗布，无声地传递着一种信念：真正的防线不在河岸，而在人民的心中。这种精神力量使黄河天险拥有比钢铁更坚硬的意志。
在潼关抗战纪念馆中，一张张敌机轰炸后的惨烈照片触目惊心；城墙上密布的弹痕无声述说着当年的血战。那截残存的钢轨仍在控诉日军对陇海铁路的封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在纪念馆前，轻轻哼唱着童年的歌谣：“黄河水，黄又黄，东洋鬼子太猖狂……拼咱的命，保家乡！”那曲调穿越八十载风霜，依旧带着黄河泥沙的粗砺与血泪的咸涩。
站在潼关古城墙上远眺，黄河依旧浩荡东流，不舍昼夜。八十多年前惨烈的保卫战，最终使侵略者望河兴叹、折戟沉沙。蒋介石1938年致第一战区的手令中曾言：“陕北河防，关系至巨。”日军亦在战史中哀叹：“突破潼关之困难，远超预期。”这道由军民血肉筑成的无形堤坝，不仅捍卫了大西北，更守护了民族复兴的火种。
我站在榆林的碉堡旁沉思，在延安的窑洞前凝视，在潼关的弹痕边静立，那些烽火硝烟中的牺牲与呐喊已化作黄河奔腾的力量，融入民族的血脉。 （作者供职于港务区收费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