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郭少言
在重庆的旅行中，看过北碚峡防局旧址的纪念馆，一个人和一件事，感动了我。这个人是民族资本家卢作孚，四川人；这件事是抗战时的宜昌大撤退，中国航运历史上的一次壮举，被誉为东方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航运奇人
先说民族资本家。自晚清鸦片战争开埠以来，已经完成工业革命的列强资本和工厂涌入中国，压得本土资本家没有发展的时间。第一次世界大战涂炭了欧洲，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放松了对中国市场的争抢。没有染指战争的中国却获得了黄金发展机会，我们既有了时间，也有了知识和眼界。中国本土资本家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所以，四川青年卢作孚放弃了留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工作机会，而是回乡探索救国之路，最后选择兴办实业。
1925年，卢作孚筹集8000元资本，以航运起步，在合川创办了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卢作孚的实业做大了，投资或合办企业共计95家,涉及煤炭、造船、机器、冶炼、染织、商贸、保险、新闻等行业。在四川把守着长江黄金水道，他最重要、最为人瞩目的事业是航运。卢作孚建立以“航运为中心、四周紧密联系”的商业网络,为其航运主业提供燃料保障、轮船维修制造等产业配套。卢作孚的公司发展成为民国时期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也是当时最成功的现代集团企业。
1933年卢作孚发表文章《航运业为什么要联成整个的》阐述资源统筹对民族存亡的意义，当时他正在兼并长江的轮船。他整合了华轮公司等民营华商轮船，又通过政治游说与利益协调，将军阀控制的军轮纳入民生公司。他还兼并外国轮船，收购超过民生公司所有资产的美国捷江公司的7艘轮船，创造了奇迹。1935年，民生公司在川江的运力占比已达到70%。经过10余年的发展，1937年全面抗战前夕，民生公司已有员工4000余人，拥有轮船总吨位上万，开拓了近3000公里的内河航线，这座川江“航母”是当时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
这样的人，不为社会做贡献就白活了。他必然在民族危亡之时，受命危难、发光发热。卢作孚是全民族抗日的一个缩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什么人都拼了，包括资本家。
悲壮西迁
全面抗战持续八年，密度和节奏却不一样，前期是闪电战，后期是僵持战。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1月南京政府仓皇辞庙，4个月就被迫迁都。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人员与物资经历了一次悲壮的西迁。抗战西迁，把沿海、中原数百家军工、民用工厂撤到大后方，这样规模的工业化大迁徙，在世界战争史上空前绝后，在中国交通史上也是空前绝后。同时，众多高等院校、文化科研机构和学术团体的西迁，为民族科技教育事业发展、保存文脉、传承文化起到重大作用。丢掉的是土地，没有丢掉的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与财富。
宜昌大撤退是抗战西迁宏伟乐章中壮怀激烈的高潮。
宜昌大撤退
1938年6月至10月，发生了抗战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战役——武汉会战，日本从东北南三面合围武汉，唯一的出路是西面。10月24日，蒋介石在战略上放弃武汉，准备采取“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略，撤退前破坏武汉一切可资敌的设施，留给日军一座空城。
武汉沦陷之前，已从武汉转运大量人员及物资到宜昌，主要依靠长江中下游轮船，如招商局船只。宜昌滞留的超过3万人的难民、技术人员、公职人员，多数为从武汉转移而来。宜昌滞留的物资涵盖了当时中国兵工、航空、重轻工业的精华，被称为“国家仅存的一口元气”。从宜昌撤往重庆的人员、物资的运输便成为武汉沦陷时最紧迫的事。
这时候的川江霸主正是卢作孚。挽救危亡，非他莫属。1938年1月，卢作孚受命于危难之时，出任国民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水陆运输委员会主任，成为战时长江运输的最高统帅。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长江上游紧邻的宜昌危在旦夕，人心恐慌，秩序混乱。挤满待疏散的3万余人员，包含各界精英；堆满待运的9万多吨器材，是中国兵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命脉。如此巨大的运输量，按民生公司的运力至少需要1年，而川江距离枯水期仅剩短短40天。国之安危，系于一发。
卢作孚根据江水的特点，通宵达旦制定运输计划。根据民生公司1937年初枯水季节“三段航行”的经验，采取分段航行的方式抢运：对最重要、最不易装卸的机器设备，由宜昌直接运抵重庆，然后还不能空船回去，再从重庆满载出川抗日的士兵开往前线；对相对次要、不易装卸的轻型设备运至万县；更轻便的运到三斗坪附近。确保人员、物资快速撤出宜昌。
一张张黑白照片还原了当时的场景：宜昌码头，抢购船票的人挤在购票窗口，保育院的小朋友排队登船，群众组织起来将物资一箱一箱扛往码头，长江上千帆竞发，日以继夜，通宵达旦……
1938年10月24日，武汉即将破城的这天。满载人员、物资的“民权”轮船启航，拉开宜昌大撤退的序幕。卢作孚指挥24艘轮船，征集上千艘群众木船参与运输。仅仅40天，拥塞在宜昌的3万待运人员全部运完，器材运走了三分之二。再用20天，长江水位低落到不能大规模运输之前，堆满宜昌两岸的器材全部运输完毕，宜昌大撤退告捷。
民生公司的船只成为抗战的“诺亚方舟”，承受了重大损失，作出了巨大牺牲。冯玉祥将军赞誉“民生公司是一个救国的公司”。现在还留有一张民生公司“民俗”号轮船的老照片。1941年8月22日，“民俗”轮运送军粮到三斗坪后，满装前线撤下的伤兵,返回重庆巫山青石洞处,被7架敌机轰炸,船员、伤兵和旅客共250人遇难。抗战时期，航运船只在枪林弹雨中仍然坚守着交通的责任。
《大公报》记者徐盈在《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中写道:“中国的宜昌大撤退的紧张程度与英国的敦刻尔克的大撤退并没有什么两样，或者我们比他们还要艰苦些。”
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二战史上盟军的一场失败战役，却因保全人力与重振民心成为二战的转折点，它所保全的33万生命，成为黎明前积蓄在黑暗中的力量。
宜昌与敦刻尔克
这里对两场大撤退做一个理性的数据比较，方便我们明白宜昌大撤退在抗战史上的意义。
敦刻尔克大撤退是1940年5月26日至6月4日，前后共10天，英国首相丘吉尔指挥，统筹全国的力量。宜昌大撤退1938年10月24日至12月初,前后40天，卢作孚一人指挥、设计运输方案、统筹安排，日夜坚守，主要助手只有童少生、李肇基和陈国光三人。
英国动用了861艘各型船只，出动2739架次战斗机进行空中掩护。有人说:“英格兰所有能漂浮的东西全部都去了敦刻尔克。近90海里的英吉利海峡，全程6小时。宜昌大撤退一共只有24艘轮船，其中22艘属于卢作孚的民生公司，上千艘木船参与运输，动员数千群众参与搬运，没有任何飞机掩护，随时面临被日军轰炸的危险。660公里的川江航道，急、险、浅滩众多,全程往返需要6天，其中的崆岭滩是长江最难通行的险滩之一，船民都说：“青滩泄滩不是滩，崆岭才是鬼门关。”
“英国实现了撤离33.8万军人，共丢弃1200门大炮、750门高射炮、500门反坦克炮、6.3万辆汽车、7.5万辆摩托车、700辆坦克、2.1万挺机枪、6400支反坦克枪以及50万吨军需物资。宜昌大撤退在最紧张的40天内，运送西迁的3万多人员，大多数为科学、教育、文化等各界精英人才，以及9万多吨物资，几乎包括了当时军工、重轻工业、航空工业的全部精华。直至1940年6月宜昌沦陷，共运输150余万人、100多万吨货物到重庆，返程时运送川军270余万人出川抗战。
两次大撤退均付出沉重的代价。英法联军4万人被俘,2.8万余人阵亡。整个抗战撤运期间，民生公司共有16艘轮船被炸沉炸毁，69艘船舶被炸伤，117名员工牺牲，76名员工伤残。
宜昌大撤退的意义在于，失败中不气馁、存亡间求团结的民族精神，人民生命、国家命脉被中国之船拖举着驶过了最艰险的航道。
1945年10月10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颁发给卢作孚一份”胜利勋章证书“，表彰他在抗战期间的显著勋绩。毛泽东说：“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过程中，有四个实业界人士不能忘记，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