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祁阿辉
1982年春天的一天，我中午放学回家，看到家里来了人，来人是父亲最小的弟弟，我的小叔。
小叔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一个国企技校当了老师，离我家有五十公里，平时很少到我家来。那天，父亲和母亲都在家，坐在小叔旁边的是一个我见过的母亲的女同事，那位女同事正神采飞扬地介绍一位年轻姑娘的情况，原来她是要给我小叔介绍对象。
没想到小叔听完介绍，并没有想象中的兴奋或腼腆，他皱了皱眉，很直接地开口表明那位年轻姑娘并不适合自己，不想和那位姑娘见面。那天母亲的女同事很扫兴地走了。小叔留在我家吃午饭，吃得米饭炒菜，母亲特意加了两个菜，小叔这时脸上才显出不自然的表情，他肯定也觉得自己的表现辜负了母亲的一番好意。我能感觉到父亲对小叔那天的表现其实也不满，但他克制着没有表现出来，还安慰小叔说这次不行，下次再重新介绍，一定要找个小叔满意的对象。那年小叔已经29岁了，在那个年代俨然已经步入大龄青年行列。父亲很关心自己这个最小的弟弟，解决小叔的个人婚姻问题已经成为家族大事。
吃饭时，我看到了小叔的左手手腕上戴着一块亮晃晃的手表，父亲也看见了，问小叔，手表是上海牌的么？小叔放下筷子，摘下手表递给父亲。父亲小心翼翼地摩挲着这块崭新的手表，贴在耳朵边仔细听了听表针的走动声，连连称赞好看，又递还给小叔，嘱咐小叔戴好。父亲问小叔买表花了多钱？小叔回答说120元，托人从上海买的。父亲说上海牌手表果然看着好，让小叔婚前再不要置办这么贵的东西了，好好攒钱娶媳妇，以后用钱的地方多着呢。小叔点头称是。
小叔走后那几天，父亲母亲除了念叨小叔找对象一事外，谈论最多的就是小叔的上海牌手表。那个年代，拥有一块上海牌手表是每个成年男女迈向高品质生活的标志。
母亲每天上班戴的是一块蝴蝶牌手表，西安产的。蝴蝶牌手表曾是西北地区的名牌手表，当然比起上海牌手表还是略逊一筹。父亲也有一块手表，是个杂牌子，已经戴了好些年，还是当初和母亲结婚时祖父送给他的。
父亲母亲都是普通干部，工资不高，要养活我们兄妹三人，还要贴补老家亲友，日子过得拮据。好在父母精打细算，总能隔段时间就给家里添置一两件好东西，譬如父亲最喜爱的红灯牌收音机，母亲心心念念的标准牌缝纫机。父亲爱学习，动手能力强，自己给亲友安装了好几台半导体收音机，还用贝壳给家里做了漂亮的台灯，甚至自己动手制作了家中的第一对单人沙发。当沙发做成时，父亲那块经常出问题的手表问题越发严重了，表针经常说停就停，总耽误事。终于，父亲下决心一咬牙买了块上海牌手表，是当时的最新款，秒针上戴着红箭头。父亲每天下班回来，摘下表用一块干净的白布仔细擦拭后放好。一次突降暴雨，父亲恰好骑着自行车在外头，浑身淋了个湿透，回家后发现表停了。父亲十分心焦，顾不上吃饭，把手表包在卫生纸里吸潮气，半夜又爬起来用干布包了手表。第二天又放在窗台上晾了半天。第三天，红箭头表针又重新走了起来，父亲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
小叔后来和他的高中女同学结了婚，有一年来家里看望父亲，吃饭时小婶子的手腕上戴着一只小金表，十分抢眼。母亲留意到表上有个皇冠造型，不晓得是啥牌子，又不好意思问。后来母亲单位一位时髦的女同事也戴了一块和小婶子手腕上一模一样的手表，母亲问过才知道是天王表，又问了价格，心下一惊。后来单位新来的年轻人戴的手表牌子好多都是母亲从未听说过的，有的还是进口牌子，母亲不禁感慨起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风尚的变化。
母亲单位去南方出差的同事不断从广州、深圳等地捎回样式新颖、价钱便宜的电子表，有日本产的，更多是南方地区一些小厂子产的。很快母亲拥有了人生中第一块电子表，再后来，全家每人一块。我戴手表的习惯自此养成。
之后机械表和石英表又重新兴起，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大学毕业后，先后购买过几款价格相对便宜的石英表。再后来，喜欢上机械表，偏爱样式简单的一类。因为喜欢手表，连演员乔治?克鲁尼和妮可?基德曼做的手表广告也喜欢看。虽然随着手机的出现和普及，令手表的走时功能不再突出，但手表对我而言，比手镯和手链的吸引力更强，几乎每天都戴，否则总感觉少一样东西。现在经常戴的是十几年前买的一块女式石英表，轻巧秀气，银白色的金属表带虽已有磨损，却在不经意间有了历经岁月的沧桑感，这和我的年纪相配。 （作者供职于省公路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