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白秋薇
2024年的日历还剩下最后两页，二伯却无力翻过去了，享年77岁。
最后这两年，他被钉在了床上。身体成了一具不听话的枷锁，意识则像一盏接触不良的旧灯，忽明忽暗。明的时候，说些颠三倒四的胡话；暗的时候，便沉在弥漫着难闻气味的房间里。我的父亲，他的三弟，每次提起二哥，声音便会低沉难受。“谁能想到，你伯勤快一辈子，末了成了个‘贫困户’。”有一年过年，话头扯到老家的兄弟，硬朗了一辈子的父亲，哽咽得说不出话。
父亲的眼泪，一半是为二伯的现在，另一半，恐怕是为了二伯那被命运啃噬过的曾经。
上世纪八十年代，二伯是我们村第一个把电视机搬回家的人。那时他奔生活的劲头儿，像路边旺盛的车前草。摆小摊、养牛、养蝎子、做电工、放电影、开电磨坊……他灵活的手指似乎总能撬开生活的缝隙。可怪得很，力气和灵巧仿佛都漏了底，他干了不少行，一行也没富起来。人生的戏码走到下半场，本该是儿女接棒的时候，剧情却走了样。三个儿女，被各自的难处捆着手脚，赡养力不从心。俗话常说，甘蔗没有两头甜。二伯这根甘蔗，却是从头到尾，都没尝到过几分甜味。命运的列车轰隆隆地开过去，毫不留情地把他遗弃在时光小站上，任凭我父亲如何在后面推，如何在地上垫石头，二伯，终究是没能挤上那趟车。
父亲兄弟三个，大伯早年被招工，在外县落地生根，退休没几年就离世了。我家是那个年代典型的“一头沉”，父亲退伍后进厂，母亲带着我们住在农村。我很小的时候，二妈闹着分家，他们搬了出去，赡养祖父母的担子便落在了我父母肩上。单过后的二伯，浑身是用不完的劲。他买下村里的保管室养牛，白天送牛奶、清牛圈、割草，晚上就睡那里，半夜起来给牛添加草料。母亲心软，总给我们唠叨他当年的样子：“秋天，玉米地密不透风，你二伯钻进去割草，一人高的背篓塞得满满的，背起来时脖子拔得跟雁脖子一样长，草垂下来，把眼睛都挡住了。”奶牛终于生了崽，全家希望也跟着落地。可活蹦乱跳的小牛犊，一蹄子踏空，掉进后院地窖，摔死了。赚钱的念想，“噗”一下就破了。
不过，那些年二伯终究是攒下了一点家底，不然也买不回村里第一台电视机。一到傍晚，他把那小小的黑白世界搬到家门口，惊心动魄的《乌龙山剿匪记》、缠绵悱恻的《几度夕阳红》，让大人小孩把电视机围得严严实实，屏幕前都是人头。后来他养蝎子，放电影，开电磨坊，一个只念完小学的人，不知从哪儿学来这些本事，成了村里的能人。
我还记得他放电影的情景。以前，农村过白事一般请唱秦腔戏耍热闹、撑体面，电影只有在城里的电影院才能看上，是一种要花钱的高级文化消遣。后来，电影逐渐推广到农村，主家过白事就请放电影，周边村的人都赶去看。逢上寒冬腊月，冻得人缩手缩脚，可那块白色幕布下面，依然坐满了翘首以待的人。二伯熟练地摆弄机器，卡好胶片，“嗒”的一声，一束光柱射出去，喧嚣的人安静了，幕布上光影流转，幕布下眼神炽热。只是，那台二手机子偶尔会耍个小脾气卡壳，热切的兴致猛然被暂停，有相熟的人就起哄、砸挂二伯，他一边忙活一边笑骂回去，大家久等不见好，最终一哄而散。他还在村小学操场放过电影，一张票卖三四毛钱，我们这些小娃充当售票员，当时只觉得好玩，才不在意人多人少，更无法体会二伯人到中年养家糊口的生活压力。
1998年，是二伯人生的一道深坎。从这一年起，这个家的气，好像就泄了，运势一路下跌。我堂弟——二伯的小儿子，初中毕业就辍了学。父亲介绍他去厂里开手扶四轮车跑运输，那车得用摇把使劲抡才能“突突突”启动。有一天行驶中，车轮毂突然飞了出去，砸中一个过路女人的头，那人当场就晕死过去。天塌了！父亲赶回家，揣上现金和存折去说事。抢救、谈判、赔偿……一桩桩一件件，都是麻缠事。二伯焦头烂额，我父亲前后奔走。正赶上堂哥大学毕业，学工商管理的他，本想家里使使劲进税务局，眼见这场祸事，只得草草签了山东一家企业，远走他乡。那笔巨额的赔偿，掏空了二伯，也让我父亲和族里的堂叔们凑了不少，才算了结。
平静了不过十多年，村里开始出堂弟吸毒的话。那时我家已搬去外地，父亲听闻，专门回老家问他。“是村里人胡说哩。”堂弟嘴硬。父亲一个耳光扇过去，火冒三丈：“人家咋不说别人，光说你？”堂弟沉默了。可训斥、打骂，在毒瘾面前，轻得像一阵风。二伯送他去山东堂哥那里，想让他远离旧环境，可他吃不了苦，一两年就回来了，然后复吸、被抓，强制戒毒。一去，就是三四年。
堂弟的婚姻，是两个被硬扭在一起的瓜，互相看不顺眼，却因为两个孩子，勉强挂在同一根藤上。二妈偏心儿子，对儿媳少有包容，婆媳经常吵闹。2000年，我父母搬走后，老家的房子让给二伯二妈住，矛盾才算稍稍缓和。堂弟被抓去戒毒，二妈坐在家门口哭骂，骂公安局瞎了眼。邻居们看着热闹，悄悄议论着。吸毒的堂弟，像一块巨大的磁铁，把整个家往泥潭深处吸。这些年，堂弟媳妇靠着做环卫工的微薄收入，早出晚归，养活两个孩子。我家那空房的租金，父亲都让她收着，算是给孩子上学的贴补。堂弟这个影子似的父亲，带给孩子们的，始终有一片阴云。
因为这样的家境，村里给二伯申请了贫困补助。儿女双全，却活成这般光景，二伯心里的苦，无处可倒，出门都觉得矮人一头。这时他逾七十，血糖血压都高。二妈身体更差，一年得住十几次院。堂哥在山东，堂弟在戒毒所，堂妹没车，老两口只能一次次打电话求助二妈的外甥送医，次数多了，人家脸上也挂满了不耐烦。
这个家，和二伯一样，走到了风烛残年。他年轻时，像推石上山的西西弗，用尽力气想尽办法想把日子过好过红火。可小儿子的车祸、吸毒，连同自己的衰老、病痛，像是命运轮番砸下的重锤，让人无力招架。到了人生下半场，本该依靠子女的时候，他却发现自己仍是这个破败之家唯一那根颤巍巍的柱子。二妈住院，他跑手续，操心吃喝拉撒；回到家，做饭、洗衣、打扫，照顾病妻。只有堂妹——他当年抱养的女儿，能在周末抽空来替换他一下。
疫情后，二妈走了，那时堂弟还关在戒毒所。葬礼是父亲和族里叔叔们操持的，大家还凑了一笔钱，算是给二伯的养老钱。事毕，堂哥提出带二伯去山东。父亲和叔叔们都觉得挺好：辛苦了一辈子的二哥，总算能享享清福了。
然而，生活再次偏离了所有人的想象。在山东的二伯，记忆像断线的珠子，散落一地，串不起来。他胡乱吃药，夜里睡不着，就在屋里来回地走，那沉闷的脚步声，一下下敲在儿孙的睡梦里。他不认得路，却总想偷偷跑出去，搭车回老家。堂哥只好几次三番从单位请假，满世界地找人。期间，二伯还做了心脏支架手术，大家凑的那四五万养老钱，像阳光下的冰，迅速融化了。
堂弟出狱后，堂哥把二伯送回老家，并且提出分家。堂弟气短理亏，只有照办。父亲知道后很生气：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家，有什么可分的？况且，二伯还在世。二伯又回到了那间老屋。只是冬日里摔过一跤后，他彻底躺下了，再也起不来。照顾他的，换成了那个曾让他操碎心，却无力管束的小儿子。久病在床，二伯的糊涂加重了，父亲赶回老家看望，他看着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眼角流出两行浑浊的老泪：“老三，我这辈子咋活成这样子了……”
二伯生命最后的时光，是在污浊的气味和模糊的意识里，一天天熬过去的。他或许还会想起，很多年前，那个背着草篓，在田埂上一步一步往前走的自己；想起冬夜里，为乡亲们放出一束光的自己。那束光，曾经那么亮，照亮过一整片黑压压的人影。如今，胶片早已放完，屏幕暗淡下去。
二伯的葬礼上，我没看见父亲流泪，他反倒大醉一场，念叨着：“我老哥终于不用受罪了。”话音像高兴又像难受。
二伯解脱了，不用再背那沉甸甸的草篓，不用操心那经常卡壳的放映机和不走正道的儿子，也不用拖着病体照顾常年生病的老伴。只是不知道，在那个世界，会不会也有一个村庄，还是他第一个买回电视机；在寒冬的夜晚，还是他，为翘首以盼的人放一场永不卡壳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