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在某论坛上看到一篇文章,以《罗密欧与朱丽叶》（以下简称《罗朱》）和《梁山伯与祝英台》（以下简称《梁祝》）作比较，得出了《梁祝》不及《罗朱》的结论。在这里，我也想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拿《梁祝》与《罗朱》相比，无异于拿一件精美的玉器和一件同样精美的瓷器做比较，无高下之分，应该从中欣赏到不同特质的美，并认识到东西方不同文化的特点。
    首先，从二者的创作出发点来说，《罗朱》与《梁祝》在起源上是一致的，都是源于民间传说。而起源于意大利的《罗朱》因莎翁的妙笔成为了传世之作。《梁祝》则一直是在作为民间文学的代表流传于普罗大众间。宋以前的史料里对于《梁祝》的故事已有零星的记载，真正使这个故事丰满起来的是在李茂诚撰《义忠王庙记》里，《梁祝》是到这时才算形成了一个较为有内容的故事，至于化蝶一事，据考证成型于宋明之间。《梁祝》广泛流传在我国的许多地区，许多地方戏曲中《梁祝》都占有一席之地。个人创作与集体创作之间最大的区别是，前者是作为独立个体的作者思想上矛盾的统一，集体创作就体现了多种思想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梁祝》无疑属于集体创作的结晶。《罗朱》虽然也深深的刻上了莎翁时代的烙印，但其成型则无疑是莎士比亚个人的创作成果。
    《梁祝》与《罗朱》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结尾。《梁祝》是以化蝶为结尾的，披上了神话的外衣，故它在悲剧性上便没有《罗朱》来的彻底，《罗朱》则以一对相爱的年轻人双双离开人世为结尾。作为西方戏剧的重要作品之一，《罗朱》衍生于希腊悲剧，这也就造就成了其悲剧的彻底性。而中国人则较喜欢圆满，古往今来众多的文学作品结局都被给予了温情的结局。周恩来同志在比较《梁祝》和《罗朱》的时候就说前者高出后者一头来，就是因为前者有理想在。这理想就是指化蝶而言的。对于西方最大的迫害莫过于“黑暗的中世纪”只有几百年而矣，而中国却被宗法制和礼教迫害了二千年之久，“亲亲尊尊”的宗法制和礼教的扼杀了古代中国人的爱情与自由，这渴望圆满正是一种反抗和对生活的希望。虽然这反抗是无力的，虽然这希望是渺茫的，但它们是进步的。
    《罗朱》的主旨是对于爱情与自由的追求，是从人性的个体体验出发的，《梁祝》除了对爱情与自由的追求外，其主旨在于抨击封建礼教，要求男女平等，即在于呼唤女权的复归。《梁祝》的抗争是借用中国封建社会中地位极低的女人――祝英台这个形象来完成的。《梁祝》故事产生于东晋，晋朝偏安江左，玄学大盛，社会动荡，当时能出现祝英台这样的人物实在是难能可贵。祝英台女扮男装虽是为了求学，但是，她这种争取与男子获得同样的教育，无疑是在呼唤女权，“但愿爹娘相允许，读得诗书称我心”，“若然错过没思学，痴呆一世枉为人”等歌谣，更是一语破的，道出了形象所包含的文化内容，即要求男女平等，争取女人的人格独立。
    可以说，《罗朱》与《梁祝》虽然各具特色，但都体现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民对纯真爱情的向往和追求，像是开在大洋两端的双生奇葩，同样魅力动人。
（作者系西安公路局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