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票，这个词离我们已经有些久远。如今，当人们在超市中选购琳琅满目的商品时，很少有人知道， 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是一个票证疯狂的年代。各地的商品票证通常分为“吃、穿、用”三大类，食品类除了各种粮油票外，还有各类肉票、蛋票、糖票、豆制品票及蔬菜票等。一些贵重物品，如电器、自行车、手表更是一票难求。票证的种类五花八门，涉及各个领域。为了管理这些名目繁多的票证，部分地方的商业局还设立票证管理办公室，专人负责票证发放。由于那时商品的稀缺，票证制度对保障供应、稳定人心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给人民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为了买上一件商品，人们不仅需要攒钱，而且还需要凑够这些必需的票证。商品皆需“凭票购买”，贫瘠的商品对应着繁多的票证。以粮票为代表的票证，成为捆在商品身上的枷锁，给那个时代留下鲜明的烙印。
    在当时，粮店是仅次于电影院的热闹场所。因为掌控着粮食命脉，粮店成为社区居民的中心。每逢周末或月底，粮店门前总要排起长长的队伍。居民家中有小孩的，往往打发孩子前来排队。快排到时，大人们才拎着面袋赶来，他们总要小心翼翼地观察秤杆的准星，买到粮后，再小心翼翼地扎紧口袋离去。人们对粮食的高度关注，一方面源自节俭的传统和对饥饿的恐慌，另一方面也因为国家限量供应的政策。在那个粮食市场尚未开放的年代，人们只能用粮票来换购定量的粮食。粮票，成为当时买粮所必需的“通行证”，被俗称为“粮本”的粮食供应证，和户口、结婚证变得同等重要，往往被珍藏家中。没有粮本就无处买粮，某种意义上讲，这个黄皮黑字的粮本就成为了吃饭的护照。
    后来，随着议价粮油的出现，粮票越来越多，粮票最先用于换购副食等食物，但很快有了新的用途，1986年开始，一些南方的生意人开始在大城市的小巷和胡同内销售铝盆和钢锅等物品，一些农民也选择用粮票交易，“三斤粮票换一斤鸡蛋”曾一度成为自由市场内的潜规则。1987年，西安话剧院根据社会普遍现象创作的小品《换大米》，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受到普遍欢迎。一夜之间，小品演员郭达走红全国，越来越多红高粱腔调的“换大米”吆喝声，响彻城市上空。
    粮票的弊端有两点:一是平价粮和议价粮价格差异给政府带来负担，二是由于各地粮票不通用，给人才流动和农民进城务工，造成了障碍。1984年11月，深圳市委召开会议，在深圳市取消粮食凭证定量供应。此后，由于全国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再加上粮食连年丰收，全国其他地方也逐步取消了粮食定量供应。
    在粮票谢幕之前，更早开始销声匿迹的是各类商品票证。此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民手中的票证已经名存实亡，越来越多的票证退出历史舞台。
    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规定“粮食、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有学者称，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次粮食流通体制改革。1993年，我国取消粮票制度，这是从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过程中的里程碑事件，经济体制的一次成功转身，终将各类票证送进历史的橱窗。从此，伴随城镇居民40年历程的粮票、油票等各种票证完成了谢幕，转而进入了收藏者的藏册。1994年，全国各地取消粮票，票证时代彻底终结。
（作者系西安市公交总公司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