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焱毅
如果把黄河比作一条巨龙，那潼关就是巨龙回首处最惊险、也最紧要的一个脖颈子。
去年深秋，我专程去了一趟潼关。那天关中的风刮得极猛，吹在脸上像小刀子割一样疼。我避开了那些喧闹的网红打卡点，顺着秦东镇的一条坡度极陡，甚至有些硌脚的小路，深一脚浅一脚地挪到了黄河滩边。
站在那儿，眼前的河不再是温顺的绸缎，而是一股脑儿地卷着黄沙，在秦、晋、豫三省交界处横冲直撞。就在这片浑黄的水面上，渭河、洛河从西边汇入，三水交汇处清浊碰撞，像是在陕西版图上洇开的一团浓墨。我下意识地裹紧了外套，那种大河奔流带来的压迫感，瞬间让文字里的“壮丽”变成了脊背发凉的震撼。
历史的重中之重
在渡口旧址，我遇到一位当地导游。他没跟我念那些干巴巴的词条，而是指着脚下这片看似荒凉的河滩，神色严肃地说了四个字“重中之重”。
“咱这渡口，早在大商汤时期就存在了，那时候还没建潼关城呢！”导游的话一下勾起了我的好奇。他告诉我，潼关古渡不仅是地标，更是历朝历代的命脉。西汉时期，朝廷专门在这里设立了“船司空”，这可是统管水运调度的实权官职。
到了隋唐盛世，这里更成了全国性的漕运中枢。导游指着远方湍急的河道说：“那时候关东的粮米想进长安，潼关是必经的嗓子眼。到了明清鼎盛时期，这里商贾云集，是丝绸之路向东延伸的重要通道。因为渭河水浅滩多，百石大船进不去，必须在潼关靠岸，换成小船或陆路转运。可以说，这片滩涂印证了半部中国交通史。”听着他的讲解，我再看那咆哮的河面，仿佛看到了一千年前，无数官船、粮船在此接踵抵岸，成千上万的搬运工在此挥汗如雨。
咽喉要塞：不仅是关，更是渡
老一辈潼关人常说，如果没有了渡口，潼关的魂儿就丢了一半。参观走访时，我遇到一位坐在石坎上抽旱烟的老汉。他操着浓重的秦腔念叨：“娃呀，以前咱这儿是典型的水城，城墙根儿就在水里泡着。那时候码头上整天响着船工的号子声，热闹得像个不夜城。”
我蹲下身，摸了摸脚下一块残存的青石阶。石块边缘已经被磨得像镜子一样圆润。那是几百年来，无数挑夫赤着脚，挑着沉甸甸的盐、粮、棉，一寸一寸踩出来的痕迹。我想起导游说的话，那时候的码头栈道常年是湿的，那是河水浸的，也是纤夫的汗洒的。
消失与归来：被水淹没的记忆
20世纪 50年代，为了配合三峡水库蓄洪，千年古城和这座“重中之重”的老渡口整体拆迁，沉入水底。我在景区的一隅，发现了一截锈得几乎看不出形状的铁质锚链。它由于常年经受风雨，已经和泥土固结在了一起。我试着用力拎了拎，沉重异常。那一刻，我才真切感悟到，这锚链背后曾是无数家庭的生计，是陕西航运曾经的荣光。
现在的潼关古渡，是在原址基础上恢复重建的。虽然“万担粮船入潼关”的景象不再，但它更像是一个守望者。哪怕老码头沉入了水底，它依然活在当地人的念想里。现在的日子好了，不需要再卖苦力背大包，但如果没有这些老桩子，潼关的根就像没拴住一样。
活在当下的浪漫
离开前，我在渡口边买了一个现打的潼关肉夹馍。摊主是个利索的中年人，手里的刀把肉墩剁得“嗒嗒”响。我蹲在河滩边，一边顶着河风啃着酥脆掉渣的饼，一边看远处的动车组快速跨过黄河大桥。
那一刻，古老与现代的重叠感特别真实。老渡口慢悠悠的历史与高铁快节奏的未来，就在这一口肉夹馍的油香里交融了。正如导游所说，无论时代怎么变，这个地理上的“重中之重”，永远记录着陕西航运的脊梁。船过水无痕，但渡口记得。
 （作者供职于西禹分公司港务区收费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