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慧慧
榆林靖边腊月二十三这天，灶王爷嘴上刚抹了糖，被封了口，屋里却还亮着灯。小时候，每年这天夜里，母亲盘腿上炕，把老酵子掰成小块，用温水化开；父亲把面袋扛上案板，估摸着人头，“哗”地倒出半袋。两人一句话不说，手却配合得娴熟，父亲揉面，母亲往里撒面，案板“咚咚”响，倒是不吵人。
面揉到“三光”——盆光、面光、手光，父亲才住手。母亲拿湿布盖好，再把面盆端到炕头最热的地方，用棉被捂严。夜里零下十几度，怕发不起来，父亲隔两小时就伸手进去摸一把，温度不够就再添一把柴火。
第二天蒙蒙亮，面鼓成个胖娃娃，按下去“噗”地回弹，才算发好。吃过早饭，父亲把面倒在案板上，撒一把干面，继续揉。母亲打下手洗枣、剪花椒叶、找剪刀和筷子。等面揉到不粘手，母亲先揪一大块，擀成圆饼，中间按七颗红枣，边上剪八瓣，这就是“献爷馍”。再擀一块小的，抹油、撒椒盐，卷成条，切成三段，拧成“谷仓卷”，寓意来年粮满囤。剩下的边角料，母亲随手一搓，压成小鱼，按两粒花椒籽当眼睛，给孩子们当“娃娃馍”。父亲把笼屉一层层码好，锅里水烧开，白汽一冒，屋顶的灯泡都显得模糊。母亲把馍挨个摆进去，中间留空，让蒸汽往上走。二十五分钟后起笼，先不管烫不烫，父亲拿筷子在“献爷馍”顶上点一点红水，就算“点红”。母亲把第一口掰给灶王爷，第二口塞到我嘴里，烫得我直吸溜，她却笑着说：“烫才对，明年会更旺。”
一上午能蒸三锅，晾满一箩筐。等馍凉透，母亲按亲疏远近分篮。正月里，父亲送馍走亲戚，回来时篮里装着回赠的麻花、柿饼、炉馍，虽然不金贵，却都是自己做的，实在。
如今，天然气代替了柴火，母亲仍把老酵母留到腊月二十三。“灶王爷先尝，娃娃们后吃，这是顺序”，父亲举起手机，把白胖胖的花蒸馍发进家族群，像把一段滚烫的年景递到每个人面前。 （作者供职于西禹分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