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蔚文波
听说母亲感到一阵阵头晕脑胀、精力不济已有段时日，她以为是普通受凉，起初并未在意。周末回老家团聚，我看出了些端倪，便提议陪她去市中心医院检查。母亲却不以为然地淡淡一笑：“你们忙你们的，我的身体难道自己还不晓得？过两天就好了。”
次日我正在上班，忽然接到父亲的电话，听筒里的声音急促而慌乱：“我陪你妈到镇医院检查，确诊是高血压。医生说不要紧，常见病，好好调养就行。可她无法接受，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老说‘不得活了’，精神一下子垮了。你们周末回来劝劝吧。”放下电话，我脑海里一片茫然，心里隐隐灼痛——我难以相信，一直引以为豪的坚强母亲，竟会如此轻易被击倒。
我点燃一支烟，深吸两口，想让自己冷静下来。指间烟雾缭绕，那些烙有母亲印记的过往，幻灯片似的浮现在眼前……
母亲只有初小文化，一辈子务农，却是我们全家的精神支柱。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父亲一直在外地工作，我们姊弟三人从小到大，全靠母亲支撑家庭、遮风挡雨。从我记事起，一天到晚看到的，就是母亲忙里忙外、不知疲倦的身影。那时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相隔两岁的姐姐、我和弟弟正值孩提，母亲不但是主要劳力，要挣工分养家，还要照顾年迈的爷爷奶奶。
那时母亲三十岁左右，村里人提起她，都颇为尊重、称赞有加，乡里乡亲亲切地唤她“铁人”。她担任生产队妇女队长期间，为人公道正派，带头吃苦耐劳，且乐于助人。
记不清有多少次黄昏，尤其是夏秋收割农忙时节，爷爷奶奶禁不住我和弟弟的央求，带我们去生产队大院的场上找妈妈。那里车来人往，粮食堆积成山，一派繁忙景象。所有人都忙得脚不沾地，我很难找到母亲，只知道她是最忙的那一个。偶尔见到她的身影，闪过来摸一下我们的头，匆匆叮咛一句：“这里灰大呛人，快跟爷爷奶奶回去，妈妈今晚忙完才能回。”说罢，又飞快地投入劳动的人群中去了。
若是估计母亲加班不会太久，我们便与小伙伴围着高高的粮垛捉迷藏，或在空地上打沙包，玩得不亦乐乎。天黑了很久，母亲才忙完，过来和颜悦色地拉着欢天喜地的我们，打着手电，踩着浓浓的夜色回家。幼稚的我们哪里知道，那时的母亲是多么劳累和疲惫啊！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分田到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母亲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她一人承担着全家责任田的耕种收割，回家还要给我们姊弟三人做饭、洗衣，同时照顾卧病在床的爷爷。家里的活计多得让她没有闲下来的时候，我们只有在放学回家吃饭时，才能见到风风火火、忙碌不停的母亲。晚上我困乏地睡着了，常常迷迷糊糊被吵醒，听见母亲还在屋里“哐哐”剁猪食，或是“簌簌哗哗”洗衣服的声音。
农忙季节，母亲的忙累更是成倍增加，里里外外连轴转，就连走路都带着风。但无论多么忙累，从未听见她有过一句怨言，或是对我们发一次脾气，甚至从不让我们请假或放下作业给她搭手。她叮咛我们最多的话是：“娃呀，妈小时候没机会把书念出来，现在让你们跟着受苦。你们姐弟只要好好念书，考上学校，长大了有出息，妈就是再苦再累也值得！”
至今我不知道，母亲独处时，内心是何等坚韧，又是如何扛过那段艰难岁月的。也不记得那时正读小学的我，在农忙时放学回来，是如何向母亲学会了做米饭、炕馍、熬粥、炒菜这些家务；更不记得曾经多少次帮母亲搭手干过挖地、插秧、收割、浇菜等农活。只知道，在母亲身边成长的那段时光，不仅是我从小学到初中学习习惯养成的关键时期，更是我懵懂认知世界、感知责任、放飞梦想的重要阶段。母亲的一言一行，时常冲击着、震撼着我的内心。
我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中隐隐明白了一些道理：做人必须有担当，能吃苦，不能只顾自己。母亲如此辛劳，作儿子的我若不刻苦学习、努力成才，便是对她的辜负。成年后，我时常感激母亲——她不仅生育了我，更在儿时给予我深刻的思想烙印。经年累月，这烙印已成为融入我血脉和灵魂的生命基因，让我此后无论遇到何种困难，都能坚定执著、一往无前。
光阴荏苒，弹指几十年过去，我们姐弟三人早已各自成家工作。年过六旬的母亲，几十年如一日保持着勤劳节俭的习惯，坚持耕种庄稼，在老家照顾着性格执拗、退休在家的父亲。
记得多年前，母亲在地区医院做手术，输血一个多月也未曾唉声叹气。一向坚强的她，如今为何一时难以接受高血压的诊断？思来想去，大抵是受农村传统观念影响，对医疗科学认知有所偏差。过去农村嘲笑高血压、糖尿病是解放前地主老财得的“富贵病”、城里人过舒适日子生的“城里病”。母亲认为，一辈子勤劳的她怎么会、也不该得这样的病。更深一层的原因，是母亲从不愿给儿女增添一丝一毫负担。她常说：“你们虽然成家了，可买房子、供养孩子，城里生活处处都要花钱。你们节省点，平平安安、踏踏实实把日子过好。我能劳动，你爸有退休工资，你们别为我们操心！”想明白母亲为患上高血压而如此困惑的缘由，我内心深受感动，对母亲更加敬重。
我将此分析与父亲、姐姐沟通，达成一致后，听从医生建议，将母亲送到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住下，由父亲照料，我们照常上班。那段时间，我和姐姐故意不给她打电话，也不去医院看她。一月后，母亲在主治医生和护士的开导下，尤其是同室病友的影响下，思想逐渐扭转，精神也振作起来。出院后，她每天坚持按时吃药，慢慢恢复了正常生活。
刚立秋，周末，父亲打来电话：“你妈这人还没歇一阵子嘞，心劲儿又起来了。她听说你侄子要上高中了，正是关键阶段，就动员我一块住到城里，帮你弟弟家做做饭、分分担子。”
第二天一大早，我携妻女赶回家探望。厨房里热气腾腾，母亲正有条不紊地准备早饭，看不出是刚住过院的人。不习惯早起的父亲还没起床。母亲一见面，便主动唠起进城的事：“文波，你们俩女儿上学，我和你爸忙着经管田里，没能去城里给你们帮上忙，我俩都说亏欠你们了。但你弟弟弟媳给人家打工，条件要差些。趁我和你爸还能动弹，能多帮点就多帮点。”
母亲语气平缓，说得轻描淡写。但我知道，母亲去城里帮弟弟做家务并不轻松。然而，我除了内心又一次涌起感动之外，明白谁也无法劝阻她。或许我眼前的母亲，和天下所有的慈母一样，无论自己多么年迈、多么辛苦，心里永远牵挂的都是儿女。
这就是母亲给我的，深深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