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周 峰、
《周礼·秋官司寇》载：“国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树。”《国语·周语》亦有“周制有之曰，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的记述。说明两千多年前的周朝就已在国道旁栽种树木了，且设名为“野庐氏”的专职官员，负责王城洛邑内外道路上的客舍、驿站、水井、树木等事务。当时种植行道树的主要目的，一是用树木作为标记，明确规定道路的范围；二是“以荫行旅”，为往来行人提供休憩之处。
受气候、地理等自然因素影响，春秋战国时各诸侯国种植的树木各不相同。郑国植桃、李，晋国植槐，魏国植杨，楚国植楸，然而不管植哪种树，其突出的视觉效果和显著的护路功能，使得各国都对此非常重视，甚至行道树的有无，还被视为衡量国家治理水平的标志。《国语·周语·单子知陈必亡》记载，单襄公途经陈国，见“司空不视涂（察看道路）”“道无列树”等种种国家政事荒废景象，断言陈国必亡，此言果然应验。
秦统一中国后，始皇大修驰道，以咸阳为中心辐射四方，连接各郡及重要城市，形成中国历史上最早、最完备的陆上交通网络。《前汉书·贾山传》对驰道有这样的描述：“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足见其修建标准之高。汉代以来，行道树种类日益丰富，西汉长安种槐、榆、松、柏，东汉洛阳植桐、梓、栗、漆。曹魏时洛阳道旁多种植果树，左思《魏都赋》中的“驰道周屈果下”，反映果树遮道的生动景象。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时，在河畔筑御道植柳，以荫庇行人，兼有“树根四散，鞠护河堤”及供“牵舟之羊吃叶”的实用考虑，他还下旨“民间有柳一株，赏一缣”，种柳树便蔚然成风，短短数年，自洛阳至江都柳树成行，绿荫如盖。白居易《隋堤柳》“大业年中炀天子，种柳成行夹流水。西自黄河东至淮，绿影一千三百里”说的就是此事。唐朝，除了原有的槐、榆、柳，长安城内和近郊开始出现成行的樱桃、石榴、杏、桃等树，春夏之交，花果相继，灿若云霞。
经宋元至明代，行道树种植规模更大。四川剑阁曾于明朝正德年间组织民众在三百里长的大道旁种植柏树十万余株，还立下“官民相禁砍伐”的规矩，对所栽树木加以保护。清代有专门的政策，将保护行道树作为地方官吏的职责之一。尚秉和在1938年出版的《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中记载了清朝行道树的景况：“官道宽数十丈，两旁树柳，中杂以槐。官道六百余里，两旁古柳参天，绿荫幂地，策蹇而行，可数里不见烈日。”可见其重要性及实用性。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主持修筑从临潼到玉门关的大道，道路两旁种植的柳树，人称“左公柳”，大大改善了西北戈壁荒漠的恶劣环境。
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及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对行道树的要求也从“绿起来”升级为“美起来”，除了观赏性树种，国省道两侧也会种植些花草。我有幸做了几年公路绿化管护，将木槿、海棠、格桑花、金盏菊、碧桃、樱花等花草灌木栽植于国省道两侧，负责日常的浇灌和修剪，也算是将国省干线打造成“畅安舒美”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吧。 （作者供职于华阴公路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