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文 金
著述有凉薄
读晚清重臣曾国藩家书，偶尔发现他谈及著述凉薄与时代兴衰关系密切，其对后世读者也有迥异之影响。这一创见鲜有人提及，遗憾他未作深掘，但却值得后世诸君细细玩味。
同治四年九月十八日（1865年11月6日），曾国藩致信长子曾纪泽、次子曾纪鸿——《谕纪泽、纪鸿》：“颜黄门（之推）《颜氏家训》作于乱离之世，张文端（英）《聪训斋语》作承平之世，所以教家者极精。尔兄弟各觅一册，常常阅习，则日进矣。”（曾国藩：《曾文正公家训》，中国书店2011年版，第51页）。同年九月晦日（1865年11月18日），再《谕纪泽、纪鸿》：“张文端公（英）所著《聪训斋语》，皆教子之言，其中言养身、择友、观玩山水花竹，纯是一片太和生机，尔宜常常省览。鸿儿身体亦单弱，亦宜常看此书。吾教尔兄弟不在多书，但以圣祖之《庭训格言》（家中尚有数本）、张公之《聪训斋语》（莫宅有之，申夫又刻于安庆）二种为教，句句皆吾肺腑所欲言。”（檀作文 译注：《曾国藩家训》，中华书局2020年，第373页）。
顺着曾公所言，似乎可脑补他未尽之义：张英《聪训斋语》作于“承平之世”，故文思“纯是一片太和生机”，可补弱体懦思之气；颜之推《颜氏家训》作于“乱离之世”，藏隐深切寡苛之辞，可发涤荡凡庸之智；康熙《庭训格言》乃帝王之教，庄重肃穆、王气充盈，可壮匹夫鸿鹄之志。
其实天下之文，绝非空穴自鸣，而是皆有所指。春赏花，秋叹月；乱世谈飘萍，盛世论歌舞……人事使然。历史上的经世之文，本是那个时代的药花砭石，药理味性本自具足，虽历千载而不衰其性。后世撷取入药，当因疾择选、酌情量取，切忌妄吞滥服，反倒误了卿卿生命。
矫枉需过正
明代吕坤《呻吟语》曾有振聋发聩之言：“圣人垂世则为持衡之言，救世则有偏重之言。持衡之言，达之天下万世者也，可以示极。偏重之言，因事因人者也，可以矫枉。而不善读书者，每以偏重之言垂训。乱道也夫！诬圣也夫！”（温大勇 译评：《呻吟语》，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第226页）
中国自古以来经典著述汗牛充栋，即使圣贤之书也需弃其糟粕择善而习。缘于圣人之言，皆因才因时说教，随宜宣说、随缘施法、随性溯本、随顺正见，因而无执著、不拘泥。如上善之水，在山巅为冰雪，在深谷为雾岚，在沃野为雨滴，虽形态变化，本质却皆由水滴随缘赋形。
对于救世时的“偏重之言”，必多有矫枉过正的偏激之辞、捧喝之语，尤其需要慎重对待。如身处火宅倾舟，自当大声疾呼、全力救援，而非慢言轻语、从容缓步。众扶倾舟，倾左则扶左，倾右则抬右，甚至见倾之必覆，而借力覆之以求翻转。这些急救之策皆无定法，全是非常态下的非常之法。
倘若不能客观看待这些“偏重之言”和非常之法，就无法真正理解庄子的道在屎溺（《庄子·知北游第二十二》），嵇康的放荡不羁，济颠的疯魔济世，八大山人的孤愤冷逸……如若随意用“矫枉之言”诓当今之世，岂不是刻舟求剑徒毁木舟而无益哉！
 （作者供职于白泉分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