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千里马与伯乐，充满趣味、令人艳羡的，莫过于苏轼与欧阳修的相遇。
    宋仁宗嘉佑元年朝廷省试。主考官欧阳修读到一份见解超拔、文采斐然的试卷，想将它列为第一，可又担心是自己的门生曾巩所作，恐遭偏袒徇私嫌疑，于是将其列为第二。发榜后，欧阳修才知道，这篇文章实非曾巩之作，而是来自四川的苏轼所为。
    此后，欧阳修便常与苏轼一起读文诵诗，谈论古今，并结下一步深笃绵长的翰墨情谊。欧阳修逢人便说：“苏轼善于读书、运用知识，以后写文章一定会独步天下。”他还说：“读苏轼的文章，真是感觉后生可畏，真是太高兴了！我要辟开一条路，好让他出人头地！”
    欧阳修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如果说，22岁的苏轼如同一匹奋蹄长嘶、蓄势待发的千里马，那么欧阳修则是恰巧守候在他纵横驰骋的起跑线上一位见识过人、襟怀宽广、德能兼备的优秀伯乐。凭借着自身的实力，加之欧阳修高贵的政治地位、炙手可热的文坛领袖身份，以及不遗余力的热忱提携，“摇起了乌篷船，顺水又顺风”，苏轼如一轮红日般，冉冉升起、喷薄而出。
    然而，知遇之恩如同爱情，可遇而不可求。这也正是苏轼与欧阳修的相遇，被人们津津乐道传为佳话的原由。
    世上的千里马绝非都有苏轼这般的幸运和美妙境遇，所谓的伯乐也是常常鱼龙混杂真假莫辨。难怪韩愈1200年前就曾断言“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今人经济学家茅于轼更提出了质疑，“韩愈建议我们把寻找千里马的难题交给伯乐去解决，实际上，谁是伯乐的问题和谁是千里马的问题一样难搞”。
    在古今两个声音里，我听出同一个意思，那就是千里马靠伯乐――根本靠不住。一则真伯乐稀有，二则真伯乐难遇。尤其身处当今这样一个竞争白热化的社会，千里马倘仍一味地恃才傲物、抱旧守厩、被动等候，惟寄望于上门的伯乐，幻想着“三顾”，无异于坐以待毙自毁前程，终也只落个“辱于奴隶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马称也”的凄凉下场。
    “事业取决于平台”，多大的平台，造就多大的事业。作为现代社会的千里马，当顺应形势、内外兼修、双管齐下、全面发展，一方面苦练内功、夯实基础、具备真才实学；另一方面要敢于突破传统打破僵局、大胆出击、踊跃竞争，这样才能充分展示自我脱颖而出，走出马厩拼得舞台。
    所以，现如今的“千里马”，不仅自身须具备纵横千里的实力与素质，更须兼有辨伯乐之明、交伯乐之能、悦伯乐之才，主动投靠“择主而侍”，为自己选好东家，争取广阔的天地与平台，这样才能长袖善舞大有作为。实际上，这也是新时代赋予“千里马”的新使命。
   （作者系西汉公司职工）